【国家能源趋势观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及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
编者按：当前我国能源电力行业国际化步伐加快，通过广泛国际能源合作，影响力不断提升。未来需要继续深刻把握国际能源的变化趋势、合作模式、风险管控、市场机制等方面的规律和认识，进一步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和价值。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聚焦国际能源政策、能源国际政治、全球能源治理、跨国电力联网及国际能源投资等方向开展系统研究，提出了跨国电力联网潜力、能源电力政策交互影响、能源电力海外项目风险防控等分析模型。本专栏围绕能源治理、地缘政治、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一带一路等，结合相关成果和研究思考与读者进行交流分享。
文章导读：中东地区长期成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焦点地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处于深刻变动进程中，具体表现在域外大国间及区内大国间影响力对比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将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方面，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石油供应大幅减少的可能性较低，页岩油产量增加也可抵消可能出现的中东石油供应量下降，基本不会出现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期或出现页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之状况，导致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国际能源投资方面，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导致多国进一步开放油气领域外部投资限制，我应抓住机遇扩大在中东的油气上游投资规模，同时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及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
执笔人：毛吉康
（国网能源研究院 能源互联网研究所）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尤其是其石油储量及出口量占全球比例均近乎一半。同时，中东地区又是世界上政治格局最复杂、社会最动荡的地区之一。世界主要大国均对中东石油具有较大的依赖，高度重视中东地区政治安全局势，中东地区长期成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焦点地区。而中东地区内的民族、宗教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二战后，中东地区大小战事几未间断，多次造成国际能源市场巨大波动。近年俄罗斯大举介入中东事务，美俄博弈加剧，沙特、伊朗围绕争夺中东主导权的对抗日益升级，加之土耳其强力回归中东以谋求大国地位，更使中东局势复杂化，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大。
图1 中东石油产量及其占世界总产量比值图
资料来源：BP Energy Outlook 2035
我国是世界石油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2035年石油消费每日将高达1800万桶，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而石油进口的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且我国自中东地区进口的油气资源主要通过易受中东局势影响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因此，就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来说，我国能源安全的敏感性主要来自中东地区。
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处于深刻变动进程中，主要表现在对中东事务发挥主要影响的域外大国及地区内大国间影响力对比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变动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利于中东整体局势的稳定，加之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国内及跨国的民族、宗教等冲突及恐怖主义问题凸显，至少3—5年内中东地区仍将大概率持续动荡。
（一）中东地区大国博弈激烈，美俄两强为竞争主角
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显著特征是，美国、俄罗斯是中东地区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棋手，但美国影响力呈下降之势，俄罗斯则强势回归中东。
美国长期寻求并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的势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政策或多或多少都与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相关。通过掌控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不仅为确保自身石油消费，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其竞争对手的发展，进而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首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以政治或军事手段，达到对中东地区产油国的控制。其次，石油美元是美国维持中东地区能源主导权的重要支撑。美国通过与沙特的协议，使欧佩克承诺只用美元为石油定价，使得石油进口国对美元产生了依赖性需求。美通过向中东开放金融市场、接受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购置美国不动产、投资美国证券和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吸收石油美元资本，使其输出的“石油美元”顺利回流。
但近年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呈相对下降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页岩油气技术的突破，美国已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对美国而言，中东油气资源的重要性逐渐从维持国内供给的刚性需要转变为其控制国际油气市场的需求，后者在战略中的重要性明显不如前者重要。另外，美国的旧中东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强烈诟病。美国的“大中东”战略试图用军事打击加上和平演变试图对中东实行改造，将西方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强行移植到传统的中东集权与君主制国家政体内。但美国严重低估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巨大投入与有限产出的不成比例，使得美国不得不在民众的呼吁声中重新审视其中东政策。再次，中东地区国家加大调整对外政策，积极“向东看”推行多元化自主外交，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形成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新的战略依赖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如此，美国仍不会放弃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中东产油国对国际石油市场仍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需要维持控制力以确保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且保护盟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并无改变，这是美国吸引盟友并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因此，美国在中东地区总体上的走势是，确保这一地区不被其他大国所控制的同时，减少本身的战略投入，而更多让其盟友尤其是中东地区盟友沙特、以色列等国发挥作用。
俄罗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总体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战略目标是：视海湾地区为“能源伙伴”，积极参与油气开发和加工，提供油气开采设备。利用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打破美国对中东能源的垄断局面，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政治上俄罗斯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保持与主要能源大国的联系。尤其是加强与伊朗等国合作，与美国在战略上进行博弈。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不顾美国反对，坚持与伊朗发展核能合作，帮助伊朗建造核电站，而且反对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经济上则积极参与中东石油的开发，抢占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伊朗遭致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参与伊朗油田的开发；俄罗斯还在中东大力推销“天然气欧佩克”理念，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的天然气输出国组织，促使天然气出口国协调彼此的行动。尤其是近年，俄罗斯通过大力介入叙利亚危机，强力回归中东。通过出兵叙利亚、建立军事基地、重建地中海舰队、联合军演等手段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大力提升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安全影响力。
（二）域内地缘政治格局复杂，伊朗、沙特、土耳其影响明显
“阿拉伯之春”剧变以来，埃及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式微，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大国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重大影响，其中又以伊朗与沙特的战略竞争最为关键。土耳其参与地区事务的实力与意愿不断增强，谋求地区领导权，推动地区国际关系新的分化组合。中东多国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导致各国普遍的政治脆弱化，中东持续冲突的风险上升。同时，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始终严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进一步搅乱中东地区政治生态。
1、沙伊矛盾突出。两国领导的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尤为突出，矛盾不断激化，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问题上展开较量，成为影响地区政治格局的主要区域内因素，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影响中东战略稳定的一对主要矛盾。
沙伊矛盾的本质为两国对中东地区主导性权势的争夺，且两国存在难以调和的宗教与民族矛盾。沙特国内少数什叶派穆斯林长期受不公正待遇，是其国内一大安全隐患，而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与伊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沙特长期对伊朗戒备、敌视的重要原因。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长期围绕海湾权力展开争夺。早在1981年沙特倡导成立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海合会，便具有制衡伊朗的明显意图。如今，沙特又意欲组建由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被成为“阿拉伯北约”，以图增强进一步对抗伊朗的阿拉伯力量。伊朗则试图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什叶派势力圈，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海湾各国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伊朗正成功实施建立和巩固横跨黎凡特地区的什叶派轴心的战略。这一被形容为什叶派“陆桥”、“走廊”或“新月”的地带，使得伊朗的影响力从扎格罗斯山脉延伸至地中海，从德黑兰经由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延伸至贝鲁特。
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沙伊两国呈针锋相对之势。叙利亚形成了以巴沙尔为首的政府军和以“叙利亚自由军”为首的反对派武装两大阵营。伊朗大力支持巴沙尔政权，担忧其一旦垮台，将会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夺取国家政权，或将采取敌视伊朗的战略。沙特则大力支持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也门也是沙伊矛盾的焦点。沙特视也门被为其“后院”，对也门局势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长期处于对抗状态，胡塞武装属于也门什叶派分支栽德派，沙特长期支持也门政府打压胡塞武装，甚至直接实施军事打击。沙特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并得到伊朗及其资助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沙伊两国在也门的明争暗斗被许多学者称为“地区性冷战”。
2、土耳其崛起。土耳其近年从融入西方转向“回归中东”，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土耳其正发党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驱使，调整国家定位，强调土耳其的国家特性,凭借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连接东西方的能源运输枢纽地位，谋求大国地位的信心不断增强。加之中东地区近年动荡局势对其国家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其愈发主动介入中东事务。较为典型的便是土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库尔德族群在叙内战中势力不断扩大，威胁土领土与主权。大量库尔德人集中生活在土耳其东南部，占土人口总数的23%以上，其聚居区约占土全部领土的1/4，且分离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为阻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不断壮大势力，土日益加大力度介入叙内战。
土耳其与沙特、伊朗均有矛盾，不会完全倒向其中一方。土是逊尼派大国、西方盟友，在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天然对立，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与伊分属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土又是非阿拉伯国家、世俗民主国家，由选举上台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在制度与政治理念上与沙特互不相容。且土希望削弱逊尼派大国沙特的影响力，以此实现其对中东逊尼派国家的领导权。但土又不是完全与沙伊两大国对抗，其巧妙地游离于两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一大变数。
3、政治民主化持续发酵。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专制的阿拉伯国家内部普遍掀起追求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反政府运动，导致各国的政治脆弱化，中央政府控制力大为减弱，多国政权名存实亡，教派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及部落势力等异常活跃，不断提高其政治诉求，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埃及2011年后经过两次政权更迭，实力大损，面对频繁的恐怖主义袭击应对乏力，叙利亚、利比亚等国陷入内战，除沙特等少数海湾国家仍能保持政局稳定外，其它多数国家均不同程度受到这场风波影响。中东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地方武装派别的暗流涌动互为因果，有些地方武装在外部势力的操纵下沦为“代理人”，成为中东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挑战。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碎片化趋势。伊拉克和叙利亚在“伊斯兰国”的冲击下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并引发震荡效应。尽管在各方打压下“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势头减弱，但其崛起带来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抬头，已经对多个国家构成现实威胁，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不断多发漫延的趋势。总之，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必然伴随较长的阵痛期，次国家行为体纷纷填补由国家统治能力下降造成的权力真空。而目前争夺的仅仅是少数真空地区，未来确定各个派别的控制边界必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冲突。
二、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能源价格；二是我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三是能源运输通道，主要指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安全性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输出石油约200万吨，每年大约7.5亿吨石油运往各地，占海湾石油出口量的90%，我国进口中东石油的运输几乎完全经过霍峡。伊朗因其地理位置而对霍尔木兹海峡具有较大控制力，也曾多次在与美国关系紧张时宣称封锁该海峡。但霍尔木兹海峡关涉利益太广，封锁该海峡的政治代价过大，将遭致国际社会一致反对。且伊海军实力面对美国强大的中东海军力量也广遭质疑，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极小。因而，中东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从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及我在中东能源投资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能源价格
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石油市场。国际能源署2018年的世界能源展望明确指出，能源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并且变得更加复杂，这是能源安全前景的一个主要因素。2011年5月国际油价陡增，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利比亚内战、伊拉克乱局及美欧对伊朗实施制裁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共同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减少高达300万桶/日。
战争及冲突不可避免地减少中东国家的石油生产及限制其出口能力，同时地区内的资源开发投资降低，从而影响其中长期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可能导致国际市场的供应损失抬高石油价格。影响油价的关键因素为市场供需情况，地缘政治冲突仅是引发供需变化的诸多条件之一，且既不是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由此，地缘政治冲突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油价的上涨，尤其是大幅上涨，但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往往是石油大幅上涨甚至出现国际石油危机的主要因素。从二战后中东的战事与油价关系中可以看出，许多冲突及战乱并未导致国际油价的明显上涨，但三次国际石油危机均与地缘政治冲突存在密切关联。
图2 二战后重要战事与油价关系
来源：兴业研究研报：《中东与油价的相爱相杀——地缘政治与油价专题》
已有研究指出，当中东地区战乱发生在供需缺口趋于持续扩大之时，油价往往会呈现出趋势性的上涨。当战乱发生在供需缺口趋于缩小之时，油价对于地缘冲突的表现会较为平淡，典型的代表是2014年伊拉克内战以及2015年也门内战。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美国石油需求激增，其对中东石油进口依存度处于历史高位，这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共同引发了国际油价暴涨。而2003年中国石油需求激增与伊拉克战争共同导致了又一次石油危机。
当前至中短期内，国际市场具备油价较大幅度上涨的因素。首先，叙利亚危机难以缓解，中东大国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分化组合中，不稳定因素增多，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呈加剧之势，战乱存在进一步蔓延的可能。地方武装、恐怖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往往将打击石油开采、炼化及运输设施作为其在与政府对抗中获取不对称性权力的重要手段，从而造成石油供应的减少。利比亚的反叛武装就曾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切断向利比亚东部港口的石油运输通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武装行动也将动荡地区的油气设施作为重要攻击或夺取对象。尤其是其试图将触角伸到沙特东部省份，该地区拥有沙特90%的石油产量。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或导致伊朗石油出口量下降。美国已开始针对伊朗能源行业的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美国企业及美国贸易伙伴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购买伊朗的石油、汽油和石油化工产品。伊朗是中东石油出口大国，其2017年原油产量位列OPEC成员国第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当前出口量约占世界总数4%。西方国家上一轮对伊朗实施制裁，直接导致其原油日均出口量骤减100万桶以上。其次，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推动，中短期内全球原油需求仍保持增长势头。OPEC预测到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1.045亿桶/日，比2017年高出700万桶/日，年均增长120万桶/日。再次，石油长周期项目投资低迷或导致增产能力不足。2014年以来的油价暴跌，导致石油长周期项目投资信心不足，在石油价格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石油行业的多数投资都是短期的，长周期项目投资大幅削减，常规石油产量增长前景不乐观。
但当前也存在抑制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因素，主要是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快速提升。目前为止，美国页岩油的平均成本已经降到50美元之下，巴肯地区的成本仅仅40出头。如果不是美国运输管道的限制，美国的原油产量将会增长的更快。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预测，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为1090万桶/日，将增加155万桶/日， 2019年原油产量为1206万桶/日，将增加116万桶/日。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呈加剧之势，但多数石油产量大国尚未受到影响。沙特等海湾石油产量大国局势相对平稳，是石油产出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
图3 美国原油产量
数据来源：EIA（美国能源署）
因此，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石油供应大幅减少的可能性较低，美国页岩油高于100万桶/日的产量增加，可以抵消可能出现的中东石油供应量下降，基本不会出现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期来看，沙特、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大规模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东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动荡持续发酵，中东产油大国或受波及。页岩油开采成本在中期内将有进一步的降低，页岩油的供应量也将进一步增加。但考虑到美国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较长时间进行完善升级，中期内仍将限制美原油向国际市场的供应量，即超过200万桶/日增量的可能性较小。OPEC在未来1-2年的减产情况是影响国际油价的一大变量。2018年底OPEC与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再次达成减产协议，表明“OPEC+”合作机制在提振国际油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OPEC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阴晴不定，整体趋势处于恶化阶段，加之各产油国对市场份额存在争夺，大幅减产执行的可能性也不大。比如，在“OPEC+”减产协议仍然生效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曾不仅不减少其原油产量，反而还不断增加。因此，中期内或出现页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之状况，导致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但中期内全球石油需求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出现类似历史上石油供应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
总之，短期来看国际油价仍有望保持较低水平，对我国能源安全是利好因素，最突出的便是节约我国进口石油的成本及为我国原油进口多元化提供更大操作空间。我国在2015 年总共花费了1342 亿美元用于进口原油，比2014 年减少了41.2%，即便我国的原油进口量在这一时期增长了8.8%。中期来看，中东石油供应存在较大幅度减少及国际油价上涨的可能性，对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当前低油价的契机，一方面加快石油储备建设，尽量进口更多的石油加快储备的进度与规模，同时放宽企业进口原油资质的限制，鼓励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参与石油储备。适当增加美洲等其它地区的石油进口额，进一步提升我原油进口格局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加快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进口，尽早形成国际油价的话语权。
天然气方面，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在中东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卡塔尔，占我国LNG进口总量的20%强。卡塔尔断交危机未对其LNG供应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沙特、阿联酋和埃及对于卡塔尔LNG和管道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较高，卡希望通过增加天然气供应缓解与沙特等国关系，因而宣布将在2024年前把产量提高约30%。中短期内这将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天然气供应安全压力。在进口气源短缺时期，我国的议价能力有限，与卡塔尔签订的LNG贸易合同以长期协议为主。随着亚太地区供给日渐增加，卖方市场下的定价体系已有松动可能。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气买家之一，是各LNG出口国展开竞争的主战场。应抓住卡塔尔扩大天然气产量并拓展亚太市场的机遇，提高LNG进口话语权，合理调整LNG长期合约与现货采购的比重，要求卡塔尔从LNG价格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另外，加快在我国建立天然气现货和期货交易平台，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天然气进口大国沟通，发挥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在亚洲天然气价格形成中的影响力。
（二）我国在中东的能源投资
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油气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投资领域涉及上游、中游、下游各个方面，涵盖风险勘探、油气开采、冶炼、油气厂建设、管道铺设、港口建设等项目，其参与形式主要是以合资方式，力求在份额油上寻求保障。以中石油为例，在中东地区5个国家运作经营着13个油气投资项目，2017年在中东地区油气权益产量达到4230万吨，占其海外权益总产量近“半壁江山”。尽管，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油气投资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油气项目上游的投资规模仍相对较小，而这恰恰是通过海外投资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领域。
通过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一方面应抓住机遇扩大上游投资规模。沙特、科威特等国家长期奉行传统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对国外资本投资上游石油工业进行较多限制，导致我国在中东油气项目上游投资规模难有较大突破。但近年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导致诸多中东油气大国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从而缺乏足够的油气项目投资资本。而多数海湾国家为确保在国际油气市场的份额，又希望维持较高产能，进而放松对投资其上游项目的国外资本限制，为我加大在中东的上游投资提供更多机会。比如，沙特政府明确提出扩大石油工业上游的投资，同时大力开发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沙特阿美公司计划到2025 年投资3340 亿美元支持石油产业以维持石油产能。伊朗也致力于争夺更大的世界油气市场份额，仅在2015年便发布了52个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卡塔尔同样存在LNG项目上游合作契机。此前，卡塔尔的LNG生产项目中，合作方以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道达尔、壳牌等国际石油公司为主，具有过于浓厚的西方背景。经过断交风波以后，卡塔尔对于美国和亲美中东国家将更为戒惧，对我国的能源企业而言，也将迎来一个新的业务拓展窗口期。2018年1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CEO在访问中国时表示，正在考虑向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价值增值公司，开放石油上游开发特许权。这是对中国能源企业油气资源上游开发技术、融资等能力的充分肯定，中国在中东油气上游领域投资面临较好机遇。
图4 海湾国家2017-2020能源领域投资规模
资料来源：KPC, Baker Hughes
另一方面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中东国家总体上政治安全风险较高，受“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若干国家政局始终难以稳定。且该地区存在叙利亚、伊拉克等近期经历过战乱或正处于战乱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基本处于失序状态。另外，由于中东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的大本营，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中短期内难以得到显著改善。
中短期内，加强我国在中东地区能源投资，应注重向风险较低且利益较高的国家集中，而尽量避免在风险高且利益低的国家增加投资。具体来说，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及伊朗是政治安全风险低且利益高的国家，可重点加大投资力度。但伊朗情况较为特殊，尽管其国内局势较为稳定，但美伊关系中短期内持续恶化的可能性较大，美对伊制裁是威胁投资安全的较大隐患，应尽快与伊朗构建非美元通道的能源合作模式。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风险高的同时投资利益也较低，是应尽量避免增加投资的国家。
结论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东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研究其对我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影响。认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存在动荡局势加剧之势。沙伊矛盾不断激化，土耳其“回归”中东，意欲发挥更大影响力，地区政治民主化持续发酵，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加之以美俄为主的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博弈激烈，更使域内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化。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将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方面，当前全球石油供需缺口并无明显扩大趋势，且页岩油产量增加也可抵消可能出现的中东石油供应量下降，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低。中期或出现页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之状况，导致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国际能源投资方面，近年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导致诸多中东油气大国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从而缺乏足够的油气项目投资资本。而多数海湾国家为确保在国际油气市场的份额，又希望维持较高产能，进而放松对投资其上游项目的国外资本限制，为我加大在中东的上游投资提供更多机会。我应抓住机遇扩大在中东的油气上游投资规模，同时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中短期内，应尽量避免在风险高且利益低的国家增加投资，注重向风险较低且利益较高的国家集中，如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
作者介绍
毛吉康，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能源国际政治、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国际投资贸易等方向研究。
团队简介：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简称互联网所）于2015年7月份成立，主要负责能源互联网市场分析及技术经济研究、能源互联网发展政策与战略规划研究、综合能源系统规划运行、城市智慧能源系统研究、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发展及市场分析、国际能源政策及战略研究等。互联网所内设国际能源政策研究室、物联网经济研究室、综合能源研究室，共有19名员工，平均年龄34岁，其中博士12人，具有高级职称14人，专业覆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经济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法学、计算机科学等。曾多次获得“国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国家电网公司先进班组”、“国网能源研究院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以及“课题攻关党员创新团队”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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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彪
审核：许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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